对华贸易摩擦缘何吹响集结号

最近，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猛然增多起来。继美国轮胎特保案之后，1个多月来，美国又接连4次发起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合并反补贴调查，产品涉及无缝钢管（10月7日）、紧固件和铜版纸（10月14日）和磷酸盐（10月15日）。而就在美对华无缝钢管“双反”案立案的前1天，10月6日，中国国庆长假期间，欧盟早一步展开了对华无缝钢管的攻势，决定征收最终反倾销税。就此，中国钢材产品陷入了欧美仿佛早有预谋的“合围”。祸不单行。10月8日，澳大利亚海关经复审决定对华碳钢焊管继续维持现行4%的反倾销税或相关企业做出的价格承诺。此间，哥伦比亚对华石油管件反倾销案也正处于紧张的问卷调查期。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限制中国出口产品的积极“示范”，另一边则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跟风行动。一时间，以钢材为代表的中国制造黯然神伤。国外对华贸易摩擦忽吹“集结号”，不可说与轮胎特保案的鼓励无关。除此之外，其背后是否还潜存着其他原因？面对“常态摩擦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何去何从？为何受伤的总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政府采取比平常时期更频繁的贸易救济手段以缓解国内矛盾与压力，并不难理解。但奇怪的是，为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总是指向中国？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为本报记者从三方面做出解答：首先，与中国是全球贸易大国密切相关，正所谓“枪打出头鸟”。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的率先复苏，更易招人嫉恨。其次，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随着上一轮国际制造业的大转移，中国稳居“世界工厂”的地位，加工贸易占到半壁江山。言下之意，当前世界很多国家的产品是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并出口的，这也客观形成了“中国不但是出口大国，还是全球产业链条的最终环节”的格局。然而，由于中国现有的加工制造业主要依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便决定了这种加工制造的层次水平相对低端，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全球产量过剩最严重的那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概率就更大，尤以全球需求蛋糕缩水、“僧多粥少”的时期最为明显。再次，打压中国的贸易武器多、实施相对容易。比如，可以借“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利用“替代国”原则进行不公平裁决；再比如，可以借“市场经济地位”或“市场经济导向的行业”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而2006年美国对华铜版纸“双反”案示范效应的持续发酵，则使“双反”调查这种带有双重歧视色彩的贸易救济措施成为了限制中国产品的新潮流。“双反”调查两头交替的打法，非常便于取证，也使中国的应对工作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还有不可不提的特保措施，张燕生指出，虽然其不以不公平贸易为发起前提，但却是只针对中国的单向的措施，即中国无权反过来实施。这种“打不还手”的便宜事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是“不拣白不拣”。而且，特保措施实施门槛极低，只要进口国认定因进口产品数量激增损害了其国内产业利益或存在市场扰乱，便可轻易发起。这种措施最大的隐患是，一旦成功实施即可被他人无条件效仿，引发连锁反应。“无就业”复苏激化矛盾一些舆论强调，9月份以来对华贸易摩擦的密集爆发乃轮胎特保案的“多米诺效应”。因为，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和铜版纸两起“双反”调查的主要炮制者，正是在轮胎特保案中尝到甜头的仅代表2万劳工利益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有迹象还显示，受轮胎案的鼓舞，不仅钢铁行业，美国纺织产业也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制华行动。不可否认，轮胎特保案确实向全球传递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信号，但这只是导致近期涉华贸易摩擦突发的原因之一。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补充认为，还有一个关键的推波助澜因素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就业并未随其经济的回暖而呈现复苏，反而有恶化趋势。以美国为例，其7~9月份的失业率一直在历史高位徘徊，且逐月攀高。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减少工作岗位26.3万个，而失业率则攀升至9.8%，创下了近26年的新高。这是美国连续第21个月出现失业人数的增长。自2007年12月份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以来，美国社会已经失去了720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增长了1倍。由此，有经济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当前的复苏其实表现为一种“无就业”复苏，意味着其制造业情况并无明显改善。失业率高，民众日子不好过，自然要向政府施压，自然要给日子相对好过的人“找找茬”。中国在危机中的良好表现恰恰吸引了一些无事生非者的注意。而对近来的贸易摩擦多纠缠中国钢铁产品的现象，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司长王琴华解释说，钢铁行业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老牌制造产业，就业人数多且行业工会组织的力量相对强大，更容易形成对政府的压力和影响。中国制造如何突围对贸易摩擦常态化的趋势判断，乃当前各方的普遍共识。然而，不少观点也认为，尽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是主流，贸易摩擦将无碍这一发展大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就强调，当前的贸易摩擦只针对中国的部分产品，涉及金额也有限，难以阻挡我国出口回升的大趋势。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虽然大幅滑坡，但别的国家下降得更多，我国出口份额实际上是有提高的，有些商品出口甚至还大幅增加。王琴华则指出，只要有国际贸易存在，就会有贸易摩擦，所以我们应以“平常心”、以积极的态度来加以应对，在实践中可通过两种途径：一个是在wto法律框架下通过积极应诉来伸张自己的权利，充分发挥“四体联动”应诉机制的作用，依靠行业、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合力来维护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另一个是，如果其他国家违反了世贸规则对我进行不公平制裁，我们可以上诉到wto，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在wto这个国际大法庭里，中国当过被告，也当过原告；美国在那里也经常输官司。因此，不必将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看成是多么高不可及的事情，这就是一件法律武器，是wto赋予各个成员的权利。就一些贸易界人士近来高呼要进行贸易报复和贸易反制的做法，王琴华并不以为然。她主张，应尽可能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解决贸易争端，促使贸易摩擦非政治化，尽量避免双边贸易战，报复反制只能是双输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主张互利共赢的。面对频繁的纠纷，中国首先考虑的也是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应轻言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张燕生的建议则是，如果不针锋相对，那么，我们对外应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或称战略联盟；对内则要协调机制，做好自己的功课。就企业而言，应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加强财务管理，严防风险；就行业而言，应抓住眼前的机遇进行转型，增强国际竞争力，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面对产业升级与产业重构的挑战，重点针对贸易摩擦的热点领域，加快调整出口产业结构。（来源：2009年10月23日 在线国际商报）